两汉酒泉诗歌发展简述(中)

○文化视点
■张军山
　　　与汉乐府民歌相比,汉代酒泉文　人诗歌留存甚少
　　西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诗人。他的《天马歌》是第一首表现酒泉风物的诗歌: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　傥,精权奇；　浮云,　上驰,
驱容与,　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这首郊祀歌,出自《汉书·礼乐志》,歌后注曰:“元狩三年,天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渥洼,《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据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载:“寿昌海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水也,利长得天马之所。”裴　集解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旁。利长先为土人,持勒　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　,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又据《汉书·张骞传》载:“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这里记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汉武帝时,南阳新野有一个叫暴利长的人,因犯罪被流放到敦煌屯田。他在渥洼水(即今敦煌市阳关镇黄水坝)边发现一群野马,其中有一匹长得神异非凡。暴利长用泥土塑了一个假人,让它手持马笼头和　绳立在水旁。久而久之,野马对土人习以为常,失去了警惕,暴利长便代替土人,同样手持勒　立于水旁,趁马不备时将其套住,献给汉武帝,诡称它是从水中跃出的。汉武帝本是个爱马如痴的人,曾从卜卦中得到了点化——“神马当从西北来”,因而派人去乌孙求神马。这次暴利长称有马从水中跃出,又值千匹乌孙神马送到,正好应了“神马当从西北来”的爻文,汉武帝喜出望外,因而认定此马便是太一神所赐,兴之所至,作了《太一之歌》,后世通称为《天马歌》。唐代卢纶《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渥洼龙种散云时,千里繁花乍别离。”清代刘大　《与李侍郎书》:“盖伯乐过渥洼之渚,而马群为空。”以此推断,渥洼水就是今天敦煌市西南30公里处的黄水坝。如此看来,《天马歌》所咏风物在酒泉无疑。
　　全诗描绘了生于渥洼水之中的神马那矫健的身姿和不凡的气魄,传达出作者对天马由衷的赞赏和喜爱。诗句具有楚辞风格,气势豪迈,文辞工雅。以流畅灵动的词语,豪迈雄健的笔法为我们描绘了他想象中的天马形象,借以抒发远涉流沙、宾服四夷的豪情,生动地展现了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和飞腾的理想。可以称之为雄阔豪迈的“天马精神”。
　　随着汉代政权不断延伸,汉王朝拓土开疆,将大批中原人迁往河西走廊,将中原文化带到了酒泉。在文学上的表现,则是在民间歌谣的基础上出现了边塞诗。但因历史久远,多已轶失。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遣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和亲,嫁于乌孙王昆莫。公主因昆莫年老且语言不通,悲愁之余,自作《悲愁歌》(《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此歌反映了封建王朝为其政治利益采取和亲政策下妇女的牺牲及其悲怨愁苦的心情,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奉献的精神和思念故土的情怀。诗的首两句“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点出了刘细君悲愁思乡的原因。这里的“吾家”,并不仅指刘细君的父亲江都王刘建,更指以汉武帝刘彻为代表的汉帝国。刘细君是为了刘氏宗族的利益远嫁乌孙的。“天一方”不仅指乌孙与汉相距之远,而且流露出了刘细君从汉到乌孙,就仿佛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感到陌生、恐惧。“异国”实质上强调了两地文明与文化的差异。“穹庐为室”两句,描写了乌孙与汉在居住、饮食等方面截然不同。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区别。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昆莫猎骄麻后曾使其孙岑陬娶刘细君为妻,刘细君不肯从命,上书汉朝天子,希望能得到亲人的支持,汉天子的回答却是“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刘细君无奈,为了汉王朝的大业,她只得再次成为昆莫之孙的妻子。乌孙这种祖孙共妻的习俗,是人类早期群婚现象的遗留,汉人尤重伦理,刘细君要违背伦理去接受野蛮,其心情可以想知,尤其她又是一位女性。如果说,远嫁而长久不能与家人相见,固然使刘细君日夜思念故乡,而上述习俗礼仪的难堪则使她的乡土之思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有心肺摧拆之痛。因此,她多么羡慕秋去春来的黄鹄(天鹅),尽管它们要飞行千里,越过沙漠,经历艰难险阻,可它们是自由的,它们能一年一度地飞到刘细君的故乡,避开北方的严寒,度过冬天。“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只是刘细君的一个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望,仰望高空南飞的黄鹄,她心中无限悲哀凄凉。据《史书》记载,刘细君老死乌孙,终生不曾归汉。
　　《悲愁歌》当属边塞诗的萌芽之作。对边塞诗究竟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分歧很大。很多专家认为边塞诗起源于先秦的“诗经时代”。有人认为《商颂·殷武》《秦风·无衣》《卫风·伯兮》《豳风·东山》《小雅·六月》等皆是边塞诗。有的人甚至把《楚辞·国殇》也认定为边塞诗,这是很不科学的。
　　上述《诗经》中的篇章,确实反映了我国早期的军旅及征戍生活,还涉及华夏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但这些诗篇的内容和形式还都不具备边塞诗的条件。当时的“边”和“塞”尚无定指,因而不仅不能把它们称之为边塞诗,也不能把边塞诗的起源定在“诗经时代”。至于有的人把《楚辞·九歌》中的《国殇》也列为边塞诗,那更不合适了。《国殇》虽然写的是楚人先祖卫国捐躯的英雄事迹,诗中也多是关于战争过程的描写,但那仅是早期的诸侯纷争,根本就无边无塞可言。所以它既不能属于征戍诗,也不能属于边塞诗。
　　在对边塞诗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边塞诗是起源于西汉时期的。如《汉乐府·鼓吹曲》中就有《战城南》和《远如期》等诗,这些都是《铙歌十八曲》中的古诗。在汉代《横吹曲》中又有了《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等题。虽然其辞已经失传了,但是这些乐府古题后来不断地被用来咏写边塞生活和征戍之事,于是也就逐渐成为历代边塞诗人经常写的边塞诗题了,但其仍然不具备边塞诗的内容和格调,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边塞诗。边塞诗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它们或是反映塞上、塞外或边地的特殊风光景物者,或是反映与中原殊俗的少数民族的生活或习性者,或反映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者,或反映戍边役边的军旅生活者；(郑家治,《古代诗歌史论》,巴蜀书社出版,2003.11,第76页)它们还都必须具有清新粗犷、奔放朴拙、苍凉古迈或凄楚怀乡的情韵与格调,即所谓的“塞风”“塞意”或“塞情”。
　　我们认为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格调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初步有了边塞诗的意味。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描写了与中原迥异的塞外风光,写出了与汉民族生活殊俗的塞外少数民族的生活与习性,也写出了主人公对中原、对家乡故国的强烈思念。诗中突出地表现了主人公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为后来的历代边塞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奠定了历代边塞诗的爱国主义基础。因此,刘细君的《悲愁歌》确实为后来文人边塞诗的发展和成熟起了楷模和奠基作用。
　　从上述情形来看,边塞诗在西汉时期已经萌芽了。不仅出现了不少与边塞有关的乐府古题,而且在文人作品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咏唱边塞生活的诗歌。所以,我们说这些都是西汉时期边塞诗已经萌芽的标志。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再拿这些汉诗与《诗经》中的那些涉述战争和军旅生活的诗相比较,就会发现西汉的这些诗不仅在内容方面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也更具一定程度的边塞诗的意境和格调。
　　在东汉,边塞诗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敦煌汉简中发现了两首诗: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
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
从恣蒙水(兮)诚(成)江河,
州(周)流灌注兮转扬波。

辟柱　到(颠倒)兮忘相加,
天门徕(狭)小路彭池。
无因以上(兮)如之何,
兴章教诲兮诚难过。
　　这两首被学者拟名为《风雨诗》。从同时发现的纪年简牍来看,该诗大体是东汉前期的作品。诗中写,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水灾后,作者奉旨巡视灾情,安抚百姓,看到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景,心里无比沉重,表达作者哀愍百姓的痛苦心情。诗的开头两句写乌云密布,狂风卷沙,不见日月。接着两句写洪水泛滥,大地一片汪洋。最后两句写报国无门,无可奈何,只有吟诗告诫后人:这样的时光确实难熬。“兴章”指写诗吟诵。全诗是一位失意文人的愤世嫉俗之作。诗句工整,遣词独具特色。
　　两汉时期,边塞诗的萌芽,拓展了酒泉诗歌创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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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塞诗的萌芽,拓展了酒泉诗歌　创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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