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开始,全国农田连续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粮食极度短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1年初,根据党中央、西北局关于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基本建设暂停一年、采取“移工就食”、调出一批基建队伍去兄弟省承担基建任务的指示,酒钢暂缓建设。1月5日,中共甘肃省委在给中央及有关部委、省区党委《关于移民就食支援兄弟省建设安排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根据中央指示和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建委党组《关于调动河西走廊地区基本建设队伍的报告》,甘肃省计划外调107691人,其中职工86572人,家属5119人。经冶金部、甘肃省委批准,酒钢计划疏散转移50000多名建设职工。酒钢组成了抚顺钢厂、北满钢厂、陕西、新余钢厂、富拉尔基、金川等几个工程管理处,建立领导机构,组织人员有序疏散,大部分按计划疏散到新疆、江西、陕西、辽宁、黑龙江等地。除了组织工程处进行人员疏散外,还有7000余人保留职工身份,西去新疆农八师参加小化肥厂、水库等施工建设,由农八师支付工资并进行管理。另有18000名新招收的工人被精简回家。为了看护酒钢的建设成果,有5000人留守护厂。留守期间,酒钢经理赵北克调往武钢,樊天佑任酒钢党委书记兼经理,刘洁泉任副经理。
1962年7月10日,冶金部电报通知,酒钢留守职工在1961年末职工总数4856人的基础上,再精简3856人,精简后保留职工1000人。
当时,甘肃省粮食供应普遍紧张,在留守职工面临忍饥挨饿的危难之时,酒钢党委全面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坚决贯彻中央生产自救方针,全面安排群众生活的决定》。在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及北京、鞍山等钢铁企业协助下,继续坚持矿山和选矿的科学试验。组织留守职工一边坚守岗位、搞好设备的维护和保管,一边继续坚持办农场,开荒种地,开展“生产自救”。为了留守职工吃饭有着落,党委书记樊天佑等领导亲自去北京筹钱,并组织人员远赴新疆办农场,组织车队千里迢迢运粮油到嘉峪关,前后运进救命粮130多万斤,保障留守队伍在酒钢工地坚守下来。
1963年1月10日,经报请酒泉地委批准,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委员会由樊天佑、崔东鲁、刘洁泉、田凤歧、张显忠、段守仁、贾绍民、任锡祚、孙忠仁、程升、李殿云11位同志组成,樊天佑、崔东鲁、刘洁泉、李殿云、程升5名同志组成常务委员会。2月27日,经报请酒泉地委批准,中共酒泉钢铁公司监察委员会由崔东鲁、程升、李立奎、周增义、刘振荣、段守仁、薄俊友7名同志组成。建立健全了留守期间酒钢党的组织,党委依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嘉峪关市党史和市志研究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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